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姚关镇小学教师杨惠兰我叫杨惠兰，是杨善洲的二女儿。小时候，我一想起爸爸，就感到很委屈。记得上小学时，有一天，老师教给我一首好听的儿歌：爸爸是一棵大树，妈妈是一棵大树。
我们是快乐的小鸟，在两棵大树间飞来飞去。回到家，我背诵给姐姐听，背着，背着，我们姐妹俩就哭了。为什么哭呢？因为我们很少见到当时担任保山地委副书记的爸爸。
我是3岁多的时候才第一次见到爸爸，妈妈让我叫爸爸，我却害怕得直往妈妈身后躲。那时候我们还小，不懂事，不光是为我们姐妹哭，也为我们的妈妈哭。爸爸长年在外，妈妈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家里粮食不够吃，她就上山找来野菜充饥；我和妹妹没有钱上学，她就清晨上山摘野果，夜晚熬夜编粪箕、扎扫把，然后挑到街上去卖，一分一分地凑学费后来，妈妈经常自豪地对我们三姐妹说：你们三个，是我像鸟妈妈给小鸟喂食一样，一嘴一嘴喂大的。1970年，我妈妈生我妹妹，家里缺粮，一家人靠野菜掺杂粮度日。有一天，乡民政干部经过我家，看到这种情况，就送来了30斤救济大米和30斤粮票。
后来爸爸知道了，责怪我妈说：我是党的干部，我们不要沾公家的一点便宜，领导的家属决不能搞特殊！这大米和粮票要攒了还给公家！差不多过了半年，我妈妈硬是东拼西凑，才还清了这笔粮款。妈妈说：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公家归公家，个人归个人，我晓得他的性格，我可以少吃点，只是娃娃们饿着可怜啊更让我们姐妹不能理解的是，爸爸担任保山地委书记的时候，按当时的政策，妈妈和我们姐妹都可以农转非。爸爸身边的工作人员填好申请表后，向他报告，他却把申请表要了过去，转手把申请表锁进了抽屉里。
一个地委书记，老伴和三个孩子竟然在老家当农民，说起来恐怕谁都不会相信，可我的爸爸就是这样做的。后来，我和妹妹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学校，毕业后有了固定的工作，可我的大姐，仍然还在农村务农。
1988年，爸爸退休，上了大亮山，带领群众种树。为了方便他进城给林场办事，全家向熟人借了5万多元钱，在施甸县城附近盖了一间新房。房子盖起后，我妈妈和爸爸商量，让他凑点钱帮助儿女们还账。
爸爸东找西搜，才拿出了9600元。后来，为了不拖累我们，爸爸硬是把刚刚盖起还没入住的新房给卖了。
也就是在爸爸退休上山种树之后，他和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多了，我听到老百姓对爸爸的感激和好评多了，这才渐渐理解了他。爸爸去世后，在整理他的文稿时，我们读到了多年来埋藏在他心里的对家庭的歉疚：我出来工作，家庭是很困难的，家有老母亲、老伴儿，后来又有3个娃娃，就靠老伴儿在家养老供小，我根本没有时间照顾家庭我对家庭欠债很多我从地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回到大亮山种树，除了想为家乡的群众做点实事，就是想离家近一点，每个月都争取回家看看。和爸爸相处时间多了，我渐渐走进了爸爸的内心世界。
我这才知道，他担任地委领导的时候，工资并不低，但他用钱很散，哪家没有粮食他出钱买，哪个生产队缺种子他出钱垫上他把大家当成了自家，怎么可能有钱呢？关于当年不让妈妈和我们姐妹农转非的事情，在爸爸晚年，我曾经问过他。他说：当时，在我们地委机关，大多数局长、科长的家属都在农村，我这个班长的家属怎么能够先转呢？爸爸其实是个很有感情的人，无论是对群众，还是对自己的家人。我在保山读初二的时候，爸爸每个月给我买好饭菜票，给我6块钱零花，有时还会带我去看场电影。
一次，我发现自己的枕头下多了一把梳子，后来才得知是爸爸给我放的，细心的父亲知道女儿已经到了爱美的年龄。还有一次，爸爸带着我早上四五点钟起来走小路。半路上，我听到狼叫声，非常害怕，他就紧紧拉着我的手。
我结婚时，爸爸没有给我买过什么，后来有了孩子，爸爸发现一家人的衣服乱七八糟地塞在一个大纸箱子里，就给了我100块钱，让我去做个衣柜。爸爸去世后，大姐找出了珍藏多年的爸爸买给她的白衬衫；我一遍遍抚摸着搬了几次家都舍不得扔掉的那个衣柜；妹妹想起粗心的爸爸竟然会不止一次给她买卫生用品我们知道，爸爸是很关心我们的，只是他太忙了，忙得顾不上我们太多。对怀念父亲的人民群众来说，爸爸走了；对妈妈和我们姐妹来说，爸爸终于可以回家了，永远地回家了。
如今，只要我想到爸爸，浮现在眼前的，就是矗立在他埋骨之地的那棵参天大树。爸爸就是那棵大树，他虽然没有弯下腰，把妈妈和我们姐妹护卫在怀抱里，但是他张开双臂，为老百姓遮风挡雨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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